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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矫治沦为空谈?重点不在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一九八二年间,我正在撰写本书的第一版之际,当时美国监狱里关的囚犯人数是三十九万四千三百八十人。二○一一年末,被关在联邦与州立监狱或市立监狱的囚犯人数达到两百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人。此外,四百八十一万四千两百人遭判处缓刑或假释。二○一二年,在美国约莫每三十五个人就有一人被关进监狱,或被判处缓刑,或处于假释期。

监狱改革运动

一般认为监狱具有四项功能。首先是吓阻,人们遵守法律而不去犯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失去自由。第二个功能是惩罚,为了社会「公平」,我们必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再来是隔离,把犯罪者关进监狱,他们就不会伤害守法的公民。最后一个功能是矫治,让犯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也是为什幺多数监狱体系的正式名称都有「矫正」(correction)这个词。然而,对犯罪者来说,监狱通常不是一个矫治犯罪行为的地方,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

监狱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其中一个原因是监禁的成本很高。据统计,纽约市立监狱里的受刑人,每人每年平均消耗的成本为十六万七千美元,跟念常春藤学校四年下来所花的学费一样多。

对于目前大量监禁的作法,批评者认为伴随科技进步,在不牺牲大众安全的情况下,不一定要把非暴力与低风险的犯罪者关起来。GPS监测及电子脚镣已经被广泛用于监控犯罪者。

改革者的关注焦点是矫治机构的内部状况。由于监狱过度拥挤,一些州立监狱根据法院的命令,释放刑期未满的受刑人。改革的另一个焦点则放在狱中频繁发生的性侵事件。

另一个被改革者点名的是以隔离为目的的「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super-maximum security prison)。设置这种监狱的用意是用来监禁最暴力与最危险的罪犯,但因有违宪法第八修正案的「禁止残酷与异常惩罚」而饱受批评。

监狱是连串不公平的开始

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一个讽刺,那就是监狱、拘留所与少年观护所成了犯罪学校,被送进这些地方的犯罪者,变得比没被关之前还要糟糕。监狱成了犯罪的温床,罪犯之间的连结扩大,他们找到具有反社会思维与行为的同好。然而,儘管受刑人在狱中不断接触到犯罪、毒品与性方面的话题,他可以选择加入或不予理会。他并非只能当个被狱友拖累的不幸受害者。他过去做错了事,现在仍有机会选择是否要继续走上歹路,不论在狱中或重返社会。

另一个讽刺则是,由于监狱里的贪腐文化,被监禁的犯罪者很难有改变的可能。密西根家庭影响研讨会(Michigan Family Impact Seminars)的出版品提到,「监狱里头的社会生存涉及了推诿与欺骗,攻击与暴力。监狱的环境阻碍受刑人成为一个负责任、懂得关爱与同情他人的人。」

一名因杀人案坐牢的罪犯提到监狱对受刑人的影响︰

而这名受刑人对犯罪计画一点都不感兴趣。相反的,他花了很多时间锻鍊体能,阅读各种书籍,参加各类课程。他与其他狱友保持友好的关係,也很配合狱警,但多数时候就做自己的事。

不论在监狱或在街头,犯罪者的思维模式不会改变。一旦适应了环境,他们多数人会想要打入监狱的阶层体系。在狱中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就跟在外头一样。有些人会诉诸个人暴力或集体宣战的方式,挑衅狱警,藐视规定。也有人认为狱警或其他受刑人正面冲突吃力不讨好,选择低调与服从。所谓的模範受刑人也可能是最完美的演员,他打从心里看不起监狱管理者,却能够与他们保持友好,只求在狱中的日子好过些。就算是最强悍又难搞的囚犯,为了替自己加点分,通常也会愿意做好份内的事。

犯罪者在监狱是否会真心感到懊悔?

犯罪者在狱中服刑时通常会经历心理上的转变。他们总会有一段时间陷入沮丧懊悔,就类似刚坐牢时手足无措的状态。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蹲苦牢的日子也令人日渐消沉。

坐牢之前,他们期望这个世界来配合他;进了监牢,这样的想法不变。他义正严辞地抱怨监狱生活,却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处境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除了抱怨,有些犯罪者的确真心感到懊悔。相较于牢狱生活的呆板无趣,透过收音机、电视、信件、杂誌及偶尔探视的访客,他们得以一窥外面的世界。他们或许会感叹马齿徒增,生命逐渐凋零。他们有很多懊悔,包括牢狱生活,也包括从前不知把握机会。在牢里他们有许多时间反省一切。

犯罪者会出现的另一种心理转变,是意图自杀。有些人早在被关进监狱前,只要一遇到不顺遂就会出现自杀的想法。而在监狱中,囚犯更容易觉得人生失去意义,也更容易陷入忧郁沮丧,怪罪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一名意图自杀的囚犯说:「我再也不想要忍受这些鸟事。」二○一一年,在美国联邦与州立监狱共计有一百八十五名囚犯自杀。过去十年,全美受刑人自杀的比例约为每十万人中有十五件。(在此之前三十年,受刑人自杀的比例多出一倍。)

相较于真心寻死,不少囚犯是透过自杀的举动来凸显自己的困境。服药过量(但不足以致命)、用不锐利的刀子割腕或是上吊未遂,光是这样的行为就足以吸引他人的注意。他们会被转往管理较为鬆散的环境,诸如监狱的医院或是精神院所。

有些丧志的受刑人会寻求宗教的救赎。他们会研读圣经或可兰经,加入宗教的研习课程与讨论团体,吟唱诗歌,分享经文内容与礼拜仪式,参与宗教的相关活动。有些人突然经历宗教带给他们的启示,一夕之间决定改信特定的宗教。他们热忱地分享自己的看法。

而一般来说,狱所人员难以分辨受刑人的忧郁沮丧、心灵转变或想要改过向善的态度是出自真心,或者只是玩弄旧把戏。如果犯罪者真的经历了这些阶段,经常会持续好几个月。报告显示,部分受刑人因信仰而让他们在狱中的行为有了改善。然而,这可能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到头来,罪犯还是会展现出原来的性格。

犯罪矫治只是「白费工夫」?

是否值得投入大笔经费协助改造犯罪者,对于这个问题向来各有立场,争议不断。

「犯罪矫治」于一九七○与八○年代初期才开始受到重视。然而,社会学家罗伯特.马丁森(Robert Martinson)于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一份犯罪矫治计画,提出了一个着名的悲观结论,认为矫治是「白费工夫」。

犯罪矫治之所以无效,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我们低估了性格改变的难度;与犯罪者合作尤其是个艰鉅任务,许多重罪犯告诉我,「如果你让我洗心革面,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多数犯罪者拒绝改变。

另一个造成矫治计画成效不佳的原因,则是刑事司法界和整个社会常认为罪犯跟一般人的需求相同,只不过犯罪者不知道如何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不明白犯罪者与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他们误以为成功帮助他人解决各类问题的计画,对犯罪者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他们花费无数的金钱在教育、技职训练、社会技能及艺术养成计画,而多数计画的成效并未通过实际检验。也就是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常见的犯罪矫治计画,诸如瑜珈、园艺、财务管理、日记写作、戏剧以及诗歌创作,能够有效改变犯罪者的思维。

犯罪矫治的概念是有缺陷的。翻开字典查阅「矫治」(rehabilitation,亦有复原、重建之意)这个词,会看到「回复到以前的能力」这样的定义。建筑师构思修复老教堂的计画,以恢复教堂从前的宏伟;中风患者必须进行复健,才能帮助身体恢复从前的功能。然而,对多数犯罪者而言,矫治对他们的意义不大。他们多半从小就拒绝以负责的态度过日子。犯罪矫治的任务包括帮助犯罪者「重建」自己,帮助他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而这必须有更深刻的思维改变才能做到。若非如此,不啻把美味的酱汁淋在烧焦的肉上。

空谈与实际行动之间

犯罪矫治的想法从来没被放弃过,即使对社会议题态度最保守的政府也是如此。当联邦与州政府撙节预算时,会有私人与社区组织介入并提供矫治计画。我们格外不愿意放弃对年轻人伸出援手,不想把任何年轻人就这样当作无可救药的罪犯。事实上,少年事件处理法的重点便摆在犯罪矫治。加州青少年司法处的网站上第一句话就说到:「本处提供二十五岁以下有犯罪背景及强烈治疗需求的犯罪少年一个教育与矫治的机会。」

相信犯罪者可以矫治的信念从未消失,即使在财政紧缩、公众对社会议题冷淡的时期。数以千计的惩戒辅导员、个案工作者、教师、技职老师、心理治疗专家与矫治机构合作,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的不只是管理监督,还可以改变犯罪者。多数的监狱及精神院所提供受刑人各式计画。儘管有些课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受刑人更有生产力,多数则声称是为了让受刑人复归社会。让我们来看看以「矫治」为名,目前我们做了什幺。

矫治理念很重要的是帮助受刑人取得重返社会所需的技能,如此犯罪者就不必再走上犯罪一途。这个主张立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人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缺乏一定的技能。二○一○年间,美国的高中同等学力测验有一成的比例是在矫治机构内举。

将近七万五千名受刑人参与测验,通过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点一。根据测验中心的报告指出,出于「个人意愿」主动参加考试的受刑人比例达百分之六十三,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受刑人认为取得高中同等学力文凭有助于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近来的研究指出,取得高中同等学力者继续参加大学学力测验的人数很少。总的来说,通过学力测验的人并没有比未通过者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顺利通过高中同等学力的高比例有其原因。许多犯罪者当年在学校时拒绝学习,现在被关进监狱了,多的是时间,又没什幺事可做,学习能力反倒让指导者惊讶。经过一年的学习后,犯罪者在学业上的成就胜过过去待在学校多年所学。有些人以前从没读完一本书,后来却成了热爱阅读的人,因为他们发现沉浸于书本里可以逃避狱中生活的烦闷。还有一些受刑人透过函授的方式选修大学的课程。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和康乃尔大学便提供了许多学分课程,供监狱受刑人选修。

获得高中文凭、取得同等学力或是其他学业上的成就,对受刑人来说肯定是加分的,这表示他们能够妥善利用在狱中的时间。这样的受刑人不仅更容易取得工作机会,光是自律学习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好事。然而,阅读以及其他学业上的成就并不会改变犯罪者的人格,或是他们根深柢固的思维模式。阅读计画的效果不过是让犯罪者学会了阅读,不致成为文盲。

职业训练在矫治机构中向来是首要之务,目的是让犯罪者取得一技之长,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如此他们就不会再去危害社会。国家惩教工业协会(The National CorrectionalIndustry Association)提供各式就业机会让受刑人赚取微薄的薪资。协会表示这些企业提供「受刑人真实的工作经验,教导他们工作技能及职业伦理,帮助他们为重新进入社会就业做好準备」。

受刑人接受辅导学会製作各类产品,诸如床垫、家具、招牌、清洁用品、相框。训练计画採取自给自足的方式,收入来自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实际销售所得。这样的计画合情合理。然而,许多受刑人在被关进监狱之前就有工作或一技之长,但他们还是会去犯罪。结果,职业训练的对象通常是一群已经拥有工作技能的受刑人,而他们的犯罪行为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工作时老是迟到、会偷东西、超收材料费用,或是发生问题时无法冷静处理,那幺职业训练对他而言有何益处? 而且总是有可能罪犯会运用新学会的技能进入职场犯下更多的罪行。

犯罪矫治沦为空谈?重点不在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依受刑人的能力与兴趣提供职业评估与指引或许有用,但是这幺做并不表示他们会停止犯罪的思考模式。

有些矫治机构会让受刑人学习管理金钱的技能。表面上看来「财经知识」能够帮助受刑人减少债务、控制预算、按时缴交帐单、培养储蓄的习惯以及控制支出。然而,许多犯罪者似乎觉得没有控制预算的必要,如果他们想要某样东西,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取得。

虽然他们会计画未来,但这个计画并不包括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预留一笔钱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或是规画退休生活的投资组合,对多数的犯罪者而言宛如天方夜谭。教导犯罪者学习金融知识如同叫一个小气鬼设置慈善基金般徒劳。若犯罪的思维没有改变的话,这样的作法注定要失败。

学习财务管理的技能与提供犯罪者职业谘询是一样的道理。许多犯罪者从来没有所谓的职业。有些人虽然有份职业却因为犯罪而放弃。举例而言,重罪犯失去的不仅是投票权,他们也被禁止从事许多工作或行业、限制拥枪、不能申请公共援助,也无法担任公职。

依受刑人的能力与兴趣提供职业评估与指引或许有用,但是这幺做并不表示他们会停止犯罪的思考模式,或者对于工作抱持更符合现实的期待。在与受刑人的访谈中,我常听到他们想要自己创业,因为他们不喜欢听命于人。乍听之下创业的想法并没有错,但进一步询问犯罪者对于创业的看法,他或许会告诉你,他想像自己会变得有钱,带领许多听话的员工。他认为自己是主导者,所以事业一定会成功。在他心里他已经在享受成功了,儘管他对于如何建立一个事业毫无所知,诸如资本、人事、取得执照、订购耗材、行销产品等等。犯罪者向来以自己的方式过生活,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几乎任何工作都要面对的挫折。他选定了一个行业,却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为了努力达到目标应具备的思维模式。

许多矫治计画都会教导受刑人如何处理人际关係: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员工与老闆等等。根据二○一○年一份报告指出,在美国有两百七十万的孩童遭遇父母任一方被关进监狱的处境。

对于犯罪者不知道如何扮演父母的角色这件事,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许多犯罪者是跟不同的伴侣生下孩子,也没有跟孩子住在一起。加上生活型态之故,他们很少花时间、甚或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女。

政府也开设了相关课程,协助犯罪者当个称职的父母。密西根家庭影响研讨会提到,「由于许多受刑人不知道如何当个称职的父母,因此许多计画把父母养成教育视为基本的一部分。」

由联邦政府提供教育补助,从「先前参与过课程的犯罪者当中遴选讲师并加以训练,带领同侪受刑人」,因为他们明白犯罪者不信任「狱方的权力结构」。

但这幺做就像是要求牙医的患者替其他人看牙一样。除非这位受刑人讲师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错误思维,否则他不可能有资格教导其他受刑人处理人际关係。一个自我中心、过度敏感、擅于欺骗与自命不凡的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很极端,并不适合教养孩子。除非一个人具有同理心、愿意履行自己的义务、懂得考量他人的利益,否则他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沟通者?

对犯罪者进行亲职教育的想法令人称许,但除非犯罪者能够改变根深柢固的犯罪思维与行为模式,否则一切只是徒劳。毫无疑问,多数犯罪者被问及称职父母的条件时都能侃侃而谈。然而,空谈与实际行动之间毕竟存在了一个巨大的鸿沟。

此外,监狱内的艺术计画的目的在于发掘与培养受刑人的创造力。提倡者认为参与计画的犯罪者在培养与发掘天赋的同时,将会经历自我的提升。数百个计画当中,多数为私人赞助,旨在激发更多具有抱负的艺术家、音乐家、诗人、作家和演员。以下列举的项目呈现出这类计画的多样性。美国阿拉斯加的高地山感化中心(Hiland Mountain Correctional Center)有个着名的女子管弦乐团,成立超过十年,「展现年轻女性努力复归社会之际,音乐所带来的疗癒及救赎的力量。」

就连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也开设了这类的艺术课程。来自加州的鹈鹕湾州立监狱的受刑人与蓝湖表演艺术学校(Dell’Art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Physical Theater)的学生在戏剧、写作和音乐的计画中通力合作。具有建设性的计画让囚犯更加充实,有助于改善监狱的氛围。然而,尚未有证据显示培养犯罪者的创造力就能够消除犯罪。

重点不在矫治的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犯罪矫治的失败使得大众对于犯罪者有无改变的可能感到怀疑。但若主张说犯罪者注定要走上犯罪一途,这样的看法合理吗?或者这同样也是错误的观念。犯罪者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当他的生活不如预期般顺利,他也会想要另寻出路。特别是当他失去某个重要的东西时,通常是自由或是伴侣,还是他的家人。

犯罪矫治沦为空谈?重点不在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矫治的工作可以从监狱或是社区开始。然而,重点不在矫治的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监狱的大门关上后,一开始他或许会感到很受伤,看到生命的流逝,也多了很多时间思考。在这段时间里,好好整顿自己的思绪或许是他最想做的事。就算没被关进监狱里,他也可能受够了自己的行径,不想要老是躲警察、提心吊胆、伤害关心他的人。

矫治的工作可以从监狱或是社区开始。然而,重点不在矫治的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一名被关在州立监狱的中年受刑人回首过往,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他跟我分享了他的看法。首先,目前的矫治方式对他以及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效果有限。他绝望地认为自己不可能会有机会改变。「在我看来,」他说:「人类的心灵会不断地自我複製,变得更精巧、複杂、具备技巧。我相信採行人道方式的监禁环境可以激励最底层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成为这个国家正常运作的一部分。」另一名犯罪者则说:「我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与犯罪行为并不容易,我很清楚这一点。对我来说,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将是我最大的胜利。」

打从一九八四年我开始撰写犯罪矫治的文章开始,这个领域至今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大众不仅对于犯罪矫治的效果感到失望,对于监禁的庞大花费也感到不满。二○一四年,福斯新闻网一则标语持续引发大众对于刑事司法体系的关注:「相较于教育一个学生的花费,国家花在监禁一名囚犯的费用几乎多出四倍。」

内文接着指出,加州每一名受刑人每年所需的费用约四万七千美元,而一名学生则只有九千美元。许多年前,刑事司法教授暨德州矫正司的前任主席乔治.贝托(George Beto)提到,「犯罪矫正历史有一百五十年没有更新纪录。」与矫治相关的象徵性措施仍持续不断进行,他们徒劳地想要做些什幺,而且是以快速且尽可能节省经费的方式。

我的问题跟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一样:我们的社会能否有效运用资源协助犯罪者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还是继续投注数十亿美元,将囚犯关在宛如仓库的监牢里,把钱浪费在寓意良善却搞错了方向,只解决了部分问题的方法上?

前面所提到的一切努力,目的在协助犯罪者积极向善,促使他们改变。但在腐烂的基础上建造一栋好房子,不过是白费力气。行为是思想的产物。矫治的关键在于协助犯罪者改变他们的思维。

我们无法强迫犯罪者改变,而是要等他们自己想要改变

无论是在机构还是社区工作,从事犯罪矫治工作的人对于犯罪者展现同情的方式,不是透过泪水,而是通过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社会与犯罪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而与犯罪者共事最大的职业伤害,或许是遭到人身攻击的危险。同样的,对一份应该充满热情的工作来说,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热情、承诺和兴趣不再。在矫治机构中,向资深工作人员提到「热情枯竭」,他们立刻明白这话的意思。

一位资深的矫治官员如此描述新手如何从充满热情走向耗竭的过程。「头一年,」他说︰「这些新手觉得自己对犯罪者做得还不够多。第二年,他觉得自己要再多加把劲。第三年,他开始觉得管不了那幺多。」当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或是对工作的态度变得冷淡,愿意奉献与关怀的情操也会跟着消失。有些人选择辞去这份工作;有些人则坚守在岗位上,但只求平安度过每一天,还能有份收入。少数人仍努力耕耘,希望能够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们无法强迫犯罪者改变,必须等到他们对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才会想要改变。他们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继续犯罪、自我了断,或是做出改变。许多犯罪者坚信有第四条路可选,那就是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同时,背地里去犯罪。但部分投入并非一个可行的选择。一个人若不是完全断绝犯罪的念头,不然就是继续踏上犯罪。没有中间地带。

犯罪矫治与戒酒匿名会的运作方式很像。戒酒匿名会旨在让参与者完全戒断酒精。如果放任自己啜饮几口酒,接着则是乾完一杯,再来是喝完一整瓶,最后迟早又会回到对酒精成瘾的状态。犯罪也是如此。如果他允许自己撒点小谎,最后小谎言将变成漫天大谎。

一个有效的犯罪矫治计画,必须能够让犯罪者承担起责任,让他有机会和能力做出新的选择。这种方法不在强调犯罪者的遭遇,而是在于他对其他人做了什幺。举例来说,如果老闆对他态度不好,他得想想自己做了什幺会引来这样的对待? 如果答案是否定,那幺他要想想,自己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让问题有所改善,或是变得更糟?

并不是别人为犯罪者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犯罪者做决定的过程。每个具体的决定都是由个人所做成的。最终是犯罪者选择了他的生活,不论是否善用天赋或是否努力。儘管负责任的选择範围有限,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做出不同的选择。改变的过程要求犯罪者必须明白道德价值。而改变的目的则在于教导他们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学着好好过日子。

我在书中提出的议题并不算新:选择的力量、自由意志、善与恶、面对诱惑的反应,以及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的态度。多数励志或宗教类的书籍都会对欺骗、愤怒与骄傲提出告诫。圣经上也提到,「他心如何思量,他为人就如何。」(箴言23:7)我们是自身思想的产物。若要教导一个人放弃犯罪,以负责任的态度过生活,我们就必须帮助他改变最根本的东西—他的思维。

书籍介绍

《犯罪人格剖绘档案》,商周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史丹顿.沙门诺
译者:卢相如

人性本恶或本善?这个问题打从哲学、科学到社会学不断进行分析研究,始终没有解答。身为犯罪心理学家且多次担任法庭专家证人,沙门诺博士凭藉专业知识,生动描绘人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心理转变,精闢剖析读来令人过瘾。

传统的犯罪研究强调犯罪者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下的受害者,他们对这些因素少有、甚或完全无法掌控。有些社会学家主张犯罪是对于极度贫困的环境的一种可理解且正常的反应;有些人则认为犯罪是社会价值的错置,造成人与所处的社区、工作场合和政府产生疏离;心理学家则强调早期的家庭经验所扮演的角色,指出父母失能是犯罪行为的原因。

十九世纪末,义大利医生龙布罗梭主张,有些人生来就是犯罪者,是基因遗传的结果。他把犯罪者视为生物异常,文明世界的野蛮人。罪犯这个概念带有一种本质上的缺陷。到了二十一世纪,科学家们将研究转向探讨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沙门诺博士挑战传统的犯罪行为理论,指出确实有「犯罪人格」的存在。本书主要将焦点放在犯罪者的思维及行为模式,描述犯罪心理的运作机转,以及处理犯罪习惯的方法。书中提出多种犯罪的心理模式,包括毒瘾、家庭暴力、职场犯罪、网路犯罪和恐怖主义,以及减少犯罪和处理累犯的有效作法,同时也讨论了基因科技所带来的基因犯罪问题。

沙门诺博士笔下描述的男人、女人或是孩子,具有各种极端的特徵,无论是自我中心、控制慾强、说谎成性、不负责任以及冷酷无情;整体而言,他们比起只具有部分特徵的人更具有杀伤力。结果导致相较于一个过着负责任生活的普通人来说,这种类型的人对自己与世界有着完全不同而且充满激进的想法。这种人即具有所谓的犯罪人格。

犯罪矫治沦为空谈?重点不在地点,而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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