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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台湾的男女老少都「打牌」?

日治时期,台湾的男女老少都「打牌」?

不知道从何开始,在某些时刻或节日一定要做某些事、进行某些活动,虽然这些事情或活动本身和节日的起源与典故没有直接相关,却没来由的流行起来,而当大家都这幺做的时候,好像就变成了某种仪式,在那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要那幺做才有「过到节」的感觉。如果能举行一场问卷调查,「中秋节」的答案大概会是「烤肉」,而「过年」的配对则一定是「打牌」吧。

这里所说的「打牌」,并不是指赌场内的聚赌,而是生活中用来杀时间的小小消遣。早在日治时代,台湾人就懂得玩牌类或棋类游戏,当时流行的博奕游戏包括了麻将、天九牌、象棋、牙牌、骰子、十二字牌等等。

在日治时期,像麻将、四色牌这种牌类游戏,统称为「骨牌」。一九○二年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曾颁布「骨牌税法」,规定骨牌要课税,每组课税二十钱,骨牌的製造和贩卖也必须领有执照,如果违反的话将受刑责。

那幺,当时的台湾人都玩哪些牌呢?

麻将原是中国的娱乐游戏,四人分居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对战,牌堆起后犹如方城,因此麻将又被称作「方城之战」或「竹城之战」。如果只是纯粹游乐,不牵扯到金钱或涉及金钱极少的,又称为「卫生麻将」。

日治时代的台湾人玩的是十四张牌,现今流行的则是十六张,但无论是十四张或十六张,玩法大同小异。麻将牌的种类分为「字牌」和「数牌」,字牌即东南西北中发白,其中的东南西北风称为「风子牌」,中发白称为「三元牌」;数牌则是万筒索,其中的一万、九万、一筒、九筒、一索和九索属于「老头牌」,其余叫做「中张牌」。

麻将术语繁多,让人记不胜记,乐趣却也在于此。牌子的交换进出之间,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喊声「胡!」,因此几乎把把都是惊喜,十分刺激。也因为术语太多,还有人将各种术语与分数列成对照表,方便玩家对照,有心人士的细心体贴,更是让麻将易于亲近。

台湾人打麻将,日本人也打麻将,日本人还打出「朝日规则」和「日本麻将联盟规则」两种常见的打法。杂誌上曾经刊登「趣味讲座」专栏,教不会打麻将的民众如何上手,文中不仅画图归纳各种麻将牌的种类,同时还详细说明麻将的玩法,并不忘提上一句:「麻将可是没办法只看说明书就会打的哟!」

除了麻将,台湾人也玩天九。天九同样是四人一组的游戏。

天九牌长什幺样子呢?在港片中常常可以看到的、上面刻有红白圆点的黑色塑胶牌,就是天九牌了。一副天九牌共有三十二支,其中二十二支为「文」,十支为「武」,四位玩家各取八支牌后,由庄家开始轮流出牌,概念类似比大小的扑克牌游戏,下一位出牌者必须打出大于上家的牌,否则就须垫牌,原则上最后得到最多牌的人获胜。

天九和麻将一样,术语很多,不过因为天九的玩法不如麻将易懂,现在较少人玩,早早被归为怀旧游戏了。

扑克牌玩法很多,比较常玩的除了「十三张」之外,还有打「百分」。百分的玩法和桥牌类似,学生、军人、年轻人比较常玩。但是,扑克牌似乎是较属于特定年龄层的游戏,不像麻将那样不分年龄身分地风行全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掷骰子游戏。骰子又称「投子」、「豆子」,每面刻有一至六个圆点,一次投掷两颗或数颗进行游戏,因体积小,携带方便,玩法简单又多元,很受民众欢迎。

骰子能玩的游戏很多,但最常玩的骰子游戏当然还是「西巴啦」,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玩的时候,在丢下骰子的那一刻,一定要豪气干云地喊一声「西巴啦!」才是帅气逼人的宝岛「欧兜口」、正港男子汉。在那个年代,听到「西巴啦」一喊,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觉得格外亲切。也因为大家对「西巴啦」的熟悉,五○年代知名糖果饼乾厂商掬水轩还贩卖过包装成骰子形状的糖果,以「争取儿童市场」,但后来相关当局怕小朋友养成赌博习惯,加以取缔。

「尪仔标」是专属于小孩的纸牌游戏,只在小朋友间流行。圆圆的纸片上印着漫画人物,或是冠有军阶的「牛上校」、「狗上尉」等动物图案和数字,价格低廉、玩法多,风行一时。

不过,当局因为担心孩童养成赌博陋习以及「对三军将士有失崇敬」,通令各处严加取缔这种印有动物军阶的尪仔标,慎重提防「教坏囝仔大小」。

就打牌本身而言,打牌在台湾人的文化中被视为一种娱乐,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消遣。日治时代的台湾首富板桥林家,家大业大,光是佣人杂役就多达数十人。林家后代、知名文史学者林衡道回忆,他小时候住在福州时,家里要是东家在打麻将,佣人就会趁东家不注意的时候打打四色牌。

搬回台湾后,小孩子最流行的玩具则是手枪和纸牌,当时的纸牌上绘有日本当代和历史人物的画像,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叠,容易入手。也就是说,当年的男女老少都「打牌」,只是打的是不同的牌。

台湾人到底有多爱玩牌?据历史资料显示,一九二八年,即使总督府课徵高额税金,全台仍狂卖一万余组四色牌,足见台湾人喜爱玩牌的程度。

玩牌风气盛行,但其中的麻将,若只是打打卫生麻将便罢,一不小心却容易流于加入赌金筹码的赌博行为,因此日治时代受新式教育的台湾知识份子对麻将并没有好印象,说那是「流行于『闲居为不善』的有产阶级」,以及「一部分不长进的青年」极浪费时间的游戏。日治时期第一个正式的台湾人政党「台湾民众党」在一九二九年开党员大会时,更有人提议禁止党员打麻将。

从日治时代到战后初期,有人积极地出书教人打麻将,有人呼朋引伴「揪团」打麻将,也有人力挽狂澜、声嘶力竭地呼吁不要打麻将,统统都反应了当年「麻雀乱舞」的盛况。

在日治时代的日本人眼中,台湾人平常就爱玩牌了,每逢过年或中秋等团圆节日,更是明目张胆地玩,不论男女老幼,总是三五成群在室内或路边聚众玩牌。当年某本教日本人讲台湾话的杂誌就写:「若到正月,四界有看见人在赌博。」这句话若用台湾话唸,还真是传神。

到了五○年代,台湾人玩最多牌的时间非农曆春节莫属,一方面大多数的人终年忙于生计或操持家务,唯有春节期间是一年之间难得的连续假期,再加上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在採办年货告一段落之后,手头上多了一笔余钱,小孩子也有压岁钱,正好可以当作游戏的筹码。

除此之外,新年期间正值春寒料峭,除了到亲戚朋友家走春,就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团聚,一大群亲朋好友窝在温暖的家里,正好可以打打麻将、玩玩牌,既消磨时间,也能增加感情。

因此每逢过年,门外燃爆竹,屋内同样霹雳啪啦,里里外外,鞭炮声、洗牌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一九五六年的某位作者就以四短句描写当年的「新春即景」:「舞狮弄龙庆新岁,细雨濛濛踏春乐,戏院门前长蛇阵,饮酒打牌此其时。」

打麻将是四人成行的,其他的牌类游戏也得要有「咖」才成得了局,所以「人」绝对是牌类游戏的重点之一。

亲戚朋友之间打点小牌,就算有筹码,输赢之间也只是无关生计痛痒的小数目,在物质条件难称富足的年代里,牌桌上的「咖」如果只是菜市场的婆婆妈妈,拿出来作为筹码的加菜金又能有多少?因此,当打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在枯燥平淡的生活中找点小刺激,那些不一定有钱但有超多时间的人,往往很容易成为牌桌上的班底。比如,丈夫成天在海上沉浮的讨海人妻子,或是另一半长年献身戎马的军人眷属。

打牌靠的不只是运气,有时候还得斗智,使点小手段,有些人牌品不好,输了就指天骂地或呼天抢地,硬要结束游戏或硬要再玩一局的都大有人在。牌棋游具进进出出,猜测与心计很容易让人不知不觉玩得忘我,到了最后一刻,一翻两瞪眼的瞬间输赢立决,更是很多人不理智的开始。有人说「牌桌上相女婿」,从牌品看人品,好像真的有那幺一点道理。

当时的报上刊过一篇文章,教人怎幺从打麻将牌来验人品:「当机立断型」是听牌时信手拈来,充满自信,这种人富判断力,脑筋灵活,时时刻刻都在观察週遭的人;「沉着型」的人打牌聚精会神,不埋怨别人,被抢碰不会生气,被胡牌也不气馁,这种人既沉着又有毅力;还有一种人拿到不好的牌就怨天尤人,出牌时把牌当成手榴弹乱抛,和这种牌品不好的人打牌,一局打下来就是索然无味,自讨苦吃了。

一般来说,过年或忙余打打牌纯粹是好玩,并没有严格的禁忌,但对于胜负得失心较重、或把打牌当作赌博的人,多少会在意禁忌,也会特别严格遵守能够赢牌的「吉祥物」。

日治时代的家宅门口挂着刻有姓氏的名牌,民间流传,若能偷到新搬来的家门名牌,则打牌必胜,结果许多新户人家的名牌一再被偷,防不胜防。又或者有人相信,若敲下新坟的墓碑一角,放在怀中,或是偷拿女子围在腹肚的带子,也能够无往不利。

到了五○年代,家家户户门口不再挂名牌了,女子也不穿日式服装,但在意的人对于某些行为总自有一套解释方式,视其为禁忌。

比如说,打牌者相当忌讳被人按着肩胛或踩踏座椅下的横桿,认为那是打牌的气势被人压住,会输钱输到「无法动弹」或「无法翻身」。也有人以过年时打牌的运气为来年的吉凶之兆,赢钱代表新的一年财运亨通,输钱当然就是口袋空空了。

在日治时代,未经许可製作或贩卖牌类是要受刑责的,又因为游戏牌类须课税,牌类製造商往往尽可能地虚报製造数量,购买牌类的民众也是私下低调进行,以致官方常常突击检查。

同样的玩法,「玩牌」是消遣娱乐,「赌博」不只破财伤身,甚至会引来刑责。然而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早在日治时代对于两种行为的认定即在法界引发不少争议,官方认为台湾人爱赌成性,三不五时就有人围在路边聚赌实在太难看,也担心民众沉迷玩牌会影响产业活动,因此警察抓聚赌时除了没收赌具,还会把聚赌的人带到派出所教训一番。

虽然试图分开「玩牌」与「赌博」,两者间的争议到了五○年代还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民众或许觉得小赌怡情,年节时亲友间小玩两把仅供娱乐,无涉赌博,但显然官方对于逢年过节就三两成群摸牌的情况很有点意见,过年前必定宣示「严禁聚赌」,除了要求地方警察加强劝导或取缔,也希望民众能利用连续假期走向户外,不要把休闲时间全都用在打牌上。

只是,年节打牌几乎已经是新年的全民运动之一,更大大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因此到处都是「卫生一番」。警方虽然身负取缔重责,有时也会贴心地稍稍放宽认定标準,只要不深夜喧哗滋扰邻居,或是公然聚赌,警察大人并不会主动稽查。

一副牌中往往藏了好多东西,除了牌类游戏表面上的输赢胜负,把玩一副牌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智慧、人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有时候,在牌子的取捨间也能看到某种人情味,一种人际往来的酸甜苦辣。一副牌从最初的胜负争夺到无形的人情交涉,胜负根本不是最重要的结果。五○年代的台湾人,更不知道有多少是在牌桌上和亲人完成了情感交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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